王维国（1919-1993），河北元氏万年人，1938年6月入党。因在“文化大革命”、与林彪反革命集团在“五七一工程纪要”中谋害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的罪行，198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，剥夺政治权利3年。1978年4月，他被开除党籍。1982年2月，他又被开除军籍。
抓捕王维国势在必行
1971年9月16日的深夜，南京火车站里一片宁静。这时，一声汽笛长鸣，从北方开来的一列火车靠站了。从后面包厢中走出两名军人，走在前面的正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，紧跟在后面的是他的秘书。接他俩的吉普车就停在软卧车厢的门口，许世发一下火车，就跳上了吉普车。
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经太平门，开往中山陵8号。到了门口，许世发命令秘书说：“你坐我的车去，赶快把肖副司令接来。”
半小时后，肖永银出现在许世发的面前。许世发说：“主席和周总理叫我到北京，交代了任务，秘密逮捕林彪的死党‘三国四方’，你马上出发，先到上海，后到杭州，再回南京抓南空的人，越快越好！”
所谓“三国”是指南京、上海、杭州。而“四方”是指：原北京空军政治部副主任江腾蛟；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；杭州空五军政委陈励耘；南京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。
许世发简要介绍了“三国四方”的情况后，正色道：“林彪、叶群、林立果现在已横尸荒野，主帅一死，三国四方必然失魂落魄，他们会不会作垂死挣扎呢？必须赶快解决他们。”他告诉肖永银，北京的死党已抓起来了，南京要赶快行动。
许世发说：“我事多，抽不出身到上海，由你去执行任务！”
“是！”肖永银回答。他家也没来得及回，便带着保卫部长李书和等一行人出发了。
列车到达上海车站，天已大亮。根据肖永银的要求，警备区派了两辆破旧吉普车，停在车站的出口处。肖永银考虑得十分周到，他怕暴露了自己的身份，旧车不引入注目。
车子行驶了半小时，停在上海延安饭店门口。上海警备区周纯麟司令员、柳耀宗政委在门口迎接。
肖永银下车后，走进一房间，劈头便说：“我这次是来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的，请你们警备区配合，做到随时听从调动，你们首先办两件事：第一、立即派一个连，占领延安饭店的制高点，如果空四军来进攻，必须坚持四个钟头；第二、派两个师的兵力进上海，控制南京路、淮海路、四川路、福建路、外滩等主要街道，不准空四军通行。”
王洪文设计引蛇出洞
为了配合肖永银，毛泽东决定由上海市革委会出面“引蛇出洞”。周恩来打电话通知王洪文到北京面谈一次，又请他到南京，找许世发接受具体任务。
肖永银拨通了上海市王洪文办公室的电话，开口询问道：“你是王副主任吗？我是肖永银。”王洪文在那头说：“我已接到周总理的电话，到南京接受了任务，我一定鼎力相助，你看战场选在什么地方好呢？”肖永银干脆地说：“中央要求我们，不要用一枪一弹就能解决问题。”
这天午后，在锦江饭店内，旅客们谈笑风生地进进出出；红衣白裤的女服务员们，笑容可掬地迎送着一批批不知名的旅客。这里的每一层楼都布置了暗哨，楼道、楼梯口的男女服务员，全是身着便衣的上海警备区的战士们。
在第10楼的会议室内，正在召开秘密作战会议，参加会议的是上海市革委会成员，有王洪文、马天水、上海警备区的领导等。肖永银主持会议，他扫视会场，目光落在每一个与会者的身上，然后，用严肃的口吻说：“毛主席命令我们把王维国抓起来，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，我的意见，由王副主任引蛇出洞。具体做法，由王副主任打电话给王维国，要他来听传达中央文件。”
肖永银的话音一落，王洪文就表态说：“在肖副司令面前，我永远是个小兵，肖副司令叫我向东，我决不向西。”
肖永银见万事俱备，便对王洪文说：“你现在就给王维国打电话吧。”
王洪文拨通了空四军的电话，笑着说：“是王政委吗？我是洪文啊，你最近身体可好？”
王维国说：“谢谢王副主任的关心，我的身体马马虎虎。”他开着玩笑说，“主要零部件都不错，王副主任是不是有事要我办啊？”
“有事不敢劳驾你啊，你管公安政法，担子已经很重了。”王洪文一边回答，一边望了一眼肖永银，然后很随意地说：“是这样的，中央办公厅发来一份文件，上海党政军机关太多，文件就一份，你过来看看吧。”
“我现在有点事走不开，你就在电话中把内容说给我听算了。”电话里的声音很大，在座的都听得清楚。肖永银眉头一皱：“是不是我们的行动泄露了？听口气，对方似乎有所警惕。”
王洪文也愣了一下，不过很快镇定下来。他眼珠一转，笑着说：“王政委，不是我不肯在电话中告诉你，内容虽不多，可是保密性强，电话中传达不适合，还是请你来一下，文件字不多，要不了几分钟。”
王洪文怕他不肯上钩，补充了一句：“来吧，饭店的张经理不知从哪里弄了几斤螃蟹，马老说他今天要陪你喝两杯茅台呢。”
也可能是王维国觉得王洪文说得有理，也可能是最后一句话管用，王维国终于点头答应了，说：“好吧，我马上就来！”就挂断了电话。
王维国束手就擒
他们就这样等候了半个小时，王维国的进口轿车终于缓缓地驶进了锦江饭店。
王维国与王洪文平时交情不错，上海驻军领导到锦江饭店，参加上海市革委会的会议也是常事。所以，从他当时的表情中，似乎没有什么怀疑之心。他走下轿车，十分熟悉地登上电梯，上了10楼会议室，正要进门，一旁守候的便衣警卫伸手做了个手势说：“首长请进。”随后用手挡住了身后的随行人员说：“请你们留步，到那边休息。”
这一切都是老规矩，所以，王维国根本没有怀疑，回头对随行人员说了声：“你们等着吧。”便笑容满面地跨进了会议室的门。可是，抬头一看，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了，会议室里没有王洪文，也没有马天水，一屋子的军人。肖永银端坐在中间，一双眼睛如两把利剑，似乎要穿透他的胸膛。
他呆了、傻了，突然觉得全身无力，摇摇欲坠，转头一看，左右两侧站着七八个面色严峻的持枪干部，他下意识地想掏枪，可是，一切都晚了，只听肖永银大喝一声：“王维国，你被捕了！”
随着这一声命令，警卫干事的枪已顶住了王维国的腰部。警卫干事上前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手铐戴在了他的手上。王维国万分沮丧地垂下了沉重的头。
王维国无声地跟着他们走进电梯，这时，两个警卫干事上前，一块大黑布蒙住了王维国的头。一行人押着王维国走出电梯，经地下室出大门上了吉普车。车载着王维国转眼汇入川流不息的车流之中，飞也似的向一个保密的地下室指挥所开去。一场无枪声的特殊战斗胜利结束了。
出狱时被告知开除党籍
1982年2月8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起诉书[1982]军检诉字第1号，起诉王维国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、策动叛乱案。
3月9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[1982]刑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，说王维国已构成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和策动叛乱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4年。扣除判决执行前羁押，至1985年9月19日止。剥夺政治权利3年，剥夺其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。如不服判决，可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，十日内提出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。
1985年，王维国坐穿了牢底，被遣送河北老家。出狱时，王维国被告之开除了军籍、党籍。所以他极为愤懑，甚至破口大骂起来：“党章规定，开除党籍要本人参加，支部大会通过，上级党委批准。我什么时候参加过支部大会？上级党委什么时候批准的？文件呢？会议记录呢？我几十年的党龄，你一个括弧就把我括掉啦？算啦，我也不革命了，我革够了。我出来时把军装扔在里头，统统不要了！我现在准备去做一身白西装，戴上一顶绅士帽，再提上一根文明棍，就这样到处逛逛。怕什么，就这120斤！”
晚年的王维国住在一栋摇摇欲坠的破筒子楼里。
一次，有人去探望他，他坐在屋子的一角，看上去不显老，但很瘦。看到有人去探望时，王维国有些亢奋，两眼闪闪发亮。他用干瘪的手同探望者紧紧一握.说：“你好。”
那位探望者的目光扫射四壁，看见了墙上一张王维国过去穿军装的照片，那时他挺胖的，而且挺有朝气。相比之下，如今的他变化可太大了。也许因为姬应五（原空4军第二政委）的女儿带他去探望的缘故，王维国对此人似没有什么戒备。
那人还没开口问话，王维国已经直筒筒地切入主题了：“什么我要谋杀毛主席！毛主席还接见我呢！什么政变！我们一开始就是反对张春桥的！审判的时候我一个人同他们辩论了九个半天，结果说我态度不好，本来判11年，结果加刑3年，成了14年。”
他停了一下，又说：“那个时候，天天不睡觉，我还以为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，谁知道成了反革命。那个时候问我怎么谋害江青、张春桥，现在又问我怎么同他们勾结，奶奶的，两个鼻孔都叫他出气！”
1993年，王维国去世。
